沪上翻译家甚多，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更是包揽了很多赫赫有名的译者。拿英语译者来说，早期出道的比如周煦良、孙大雨，晚一些时候，有叶治、黄源深、张春柏等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一位，是孙大雨。

　　第一次听到孙大雨这个名字，并非在华师大外语学院的翻译讲座上，而是在十年前笔者读本科时，在校史资料里看到的他与梁实秋先生的一些往事。梁实秋作为高他三级的学长，经常与孙大雨、闻一多等青年诗人在西单梯子胡同里朝夕相处，谈诗论歌。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新文学的新问题，并且在《清华周刊·文艺副刊》上发表诗歌与翻译的相关评论。

　　1930年梁实秋调任国立青岛大学英文系任教，应胡适的提议，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是由于他对莎士比亚也认识不深，仅仅读过一些莎剧剧本，就想起邀请自己清华同学孙大雨加入翻译团队。孙大雨应邀前往，教课之余，依然与老学长梁实秋畅谈文学，把酒言欢。然而他们在如何翻译莎士比亚的问题上，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梁认为莎士比亚剧本无法真正地移植到中国文化中，按照原文风格进行翻译，因此应该采取散文形式翻译，而孙则坚称莎士比亚的原文风格不可随意抛弃，应该采取诗体译法。有一次课上孙大雨公开指出，梁实秋对莎剧翻译的认识不足，采取的翻译策略有误。此事传到梁实秋耳中，随即解聘了孙大雨。

　　这段故事至今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一方面可能是，文人趣事一直是大家乐于提起的话题和谈资，另一方面，以现在的心态代入，谁又敢于与自己的“伯乐”叫板？以至于丢掉工作，似乎更是得不偿失了。因此，大雨先生是个极有意思的人，也是个真性情之人。

　　同样，代入当今热门话题，我也更想谈谈他对中华外译的贡献。除了莎士比亚翻译，大雨先生还翻译了大量的中华古诗词，这应该算是个人承担的较早的中华外译项目了吧。怀着对他的热爱和好奇，我网购了两本书——《屈原诗英译》和《古诗文英译》，想从其中探索一些孙大雨先生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和翻译历程。

　　一个译者，为什么译？为谁而译？这是每个想从事文学翻译的学者，都会问自己的两个问题。孙大雨性格倔强，颇有文人风骨，因此在时代洪流中也几经沉浮，但是好在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在七十多岁高龄上出版了《屈原诗英译》《古诗文英译》等著作。其中谈及为什么翻译，他说道：“这个工作只有我来做，因为既精通桑纳特的格律，又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人，中英两国，恐怕除我以外已经没有别人了。”

　　这并非孤傲自吹，也不是为自己立传，凡是英美文学专业的人，大概都理解这句话，其实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译？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中，流传下来很多汉魏乐府和楚辞，而这些文化瑰宝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要素，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敲门砖，是十分值得翻译的，也是必须翻译的。而能够担此重任的，却不是随便一个译者，而与其说译者选择了译本，不如说译本早早在冥冥中已经选定了译者。孙大雨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呕心沥血把中国传统诗词，尤其是楚辞和唐宋诗词，按照Sonnet（桑纳特）十四行诗的韵律，翻译成了英文。这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个贡献。有很多的译者可以把中国古诗词翻译为英文，但是没有使用一种令西方人接受的韵律和形式，因此很多译本成为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文本”，而有些译者试图把中国古诗词翻译为令西方人接受的形式，却把原作改得四不像了。孙大雨的贡献在于，他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国译者的实力和魄力。

　　至于为什么翻译屈原，孙大雨先生生前并未做过多表述。这牵扯到翻译的另一个问题：为谁而译？作为一个青椒，一个十八线女诗人，一个翻译道路上尚未起飞的小白，我断然不会选择在我看来生涩难懂，翻译难度极大的屈原诗。而孙大雨，他敢于成为继林文庆、杨宪益之后翻译屈原诗的第三人，可钦可佩。

　　在我看来，孙大雨翻译屈原，也就是在翻译自己。出生于1905年的孙大雨，门第显赫，父亲为清末翰林，家住上海南市老城隍庙昼锦路133号。父亲为他请私塾先生谆谆教导，孙大雨少年时就已显现出对古文以及英语的极大天赋。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优渥的生活在孙大雨13岁上戛然而止。之后的日子，风雨飘摇。而屈原，同样出身于贵族，同样倔强孤傲，同样在当时的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创立了“楚辞”，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不会真诚以待、惺惺相惜呢？当屈原遇到大雨，当诗人遇到诗人，也就是一段佳话的开端了。

　　我翻开了《屈原诗英译》，看到了“橘颂”的英译。看左边的文字，是嗟叹皆可成诗的屈原，看右边的文字，是写着端正的十四行诗的莎士比亚，而我的目光从左移到右，又从右看到左，我看到了大雨先生，他在上海的一个弄堂里，坐在红木桌子旁，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外面大雨滂沱，如诗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