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当代文学七十年”  外语学院日语西班牙语联合教工党支部“四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文学作品不断问世，它们描写我国人民的生活图景，全方位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深刻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

　　10月29日下午，外语学院日语西班牙语联合教工党支部举行“四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邀请我校中文系罗岗教授主讲 “汪曾祺与当代文学七十年”。本次活动开放观摩，不仅有本支部及其他支部的党员同志参加，还吸引了非党员师生在线上线下共同学习。

　　今年正值文学大师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罗岗教授从汪老七十岁生日时写下的诗句 “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入手，将其放回当代文学七十年历史中，就评论界诸如“八十年代发表‘汪三篇’前的三十年是空白的”、“作品与时代一直保持距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罗教授首先引述了黄子平与李陀在八十年代对汪曾祺的评价，前者在《汪曾祺的意义》一文中写道：“汪曾祺的旧稿重写和旧梦重温，却把一个久被冷落的传统——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的前面。”后者认为汪老“是这一群体的先行者，一头相当偶然地飞在雁群之前的头雁”（《意象的激流》）。罗教授表示，汪曾祺承前启后的文学特质正是西南联大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体现，通过梳理汪老的人生经历，就可以解释他如何从1940年通向1980年的问题。

 　　随后，罗教授例举汪曾祺在《晚饭花集》（1981-1983年）自序中的一段话：“如果说前一集的小说较多抒情性，这一集则较多哲理性……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个人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

　　罗教授指出，解读汪曾祺应把他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发现他曾在《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三篇文章中，通过书写“小有产者”的理想和困境，反应了时代底色。他的作品并没有脱离时代，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时代的感受。

　　认真聆听完讲座后，在场师生们纷纷与罗教授进行互动。支部书记陈凌虹说：“我们跟随罗教授，重温了汪曾祺先生清新自然的文字，以及他笔下真实质朴乡风民情，确认了他的感怀寄托实际上是和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支部党员均从事‘语言文学’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罗教授的解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四史的新方法和新思路，让我们透过优秀的文学作品，‘触摸’到了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了解到文学作品中记录的祖国发展历程。”

　　支部党员陈文佳向罗教授请教了汪先生旧学功底来源的问题。罗教授回答说，汪曾琦从小跟爷爷学写毛笔字，跟父亲学习，耳濡目染，而对古典文学的训练是从西南联大的课堂开始的。　

　　英语系梁超群教授对罗教授“小有产者”一词的特殊命名深感兴趣，罗教授解释说，“小有产者”一词是从毛泽东1939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农村人口的分类中归纳出来的，是比“小资产阶级”“小农经济”更有弹性的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挖掘了财富与人之间的关系。

　　外语学院党委书记闫露在总结时表示，罗岗教授的讲座精彩纷呈，“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本次主题党日活动与外语专业学习、“四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从文学大师的个案聚焦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令人受益匪浅。

（撰稿：郑菁菁、陈凌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