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校级百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聚学讲堂”第十九讲在外语学院319会议室成功开讲。本次讲座由日本信州大学名誉教授渡边秀夫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中日（和汉）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日文题为“和漢比較研究のささやかなあゆみ”）的精彩演讲。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尤海燕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隋源远副教授担任现场翻译。外语学院日语系陈文佳老师、杨敬老师、日语系研究生等部分师生，以及部分外系与外校的学生参加了活动。

　　渡边老师本次讲座的一大主题，就是重新思考传统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出典论。在上代文学的研究中，出典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日本国风文化蓬勃发展的平安朝文学的研究中，这一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因此，渡边老师主张应该超越材源论、出典论等方法论的界限，强调动态的“比较”视角，以凸显中日共有的思想框架。这一方法也被认为是目前中日古代比较文学界最科学和最前沿的研究方法之一。

　　基于此，渡边老师从“1.材源、出典研究的问题；2.动态的比较视点；3.超越‘出典论’的界限”的三个角度进行了细致详尽的阐述。

　　在进入主题之前，渡边老师首先对材源论（出典论）进行了解释。他以日本和歌对中国诗文的接受情况为例，指出这一方法论主要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对个别词语和题材的接受，例如“寿星”与“ながきよの星”、“草缕”与“草の糸”，以及大和绘屏风上所绘的“捣衣”、“月下弹琴”等题材。其次是对中国诗文的表现方法与题材构思的接受，例如把“惊秋”理解为“对秋天的到来感到惊讶”，以及把白居易诗歌中的独特构思化用到和歌中等等。

　　接下来，渡边老师围绕材源和出典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他强调在研究平安文学时，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材源论和出典论，而是要从更宏观的“面”或者“层”的角度来进行比较研究。公元894年遣唐使制度废止后，日本停止了对中国文化的摄取，使得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唐风文化得以在日本不断醇熟并固定化，最终促成了日本独自的“国风”文化的形成，平安朝文学也因此受到了来自中国文学和国风文学的影响。据此，渡边老师认为，在来自中国的汉文世界与日本的和文世界之间，存在一个被称为“平安朝汉文世界”的缓冲带，它与中国汉文世界一起构成了日本平安时代知识阶层的教养基础。渡边老师还以《古今和歌集・春上》中的和歌：“鶯の谷より出づる声なくは春来ることを誰かしらまし”为例，指出这首和歌一直以来被认为受到了《毛诗・小雅·伐木》的影响。然而，如果考虑到“平安朝汉文世界”的存在，就可以了解到这首和歌还与唐代的“早春诗”、科举试题“莺出谷”以及9世纪日本文人在宫中宴会上所作诗歌有着密切联系，这些要素共同影响并生成了这首和歌的意象和情感表达。因此在探讨平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时，要充分意识到“平安朝汉文世界”这一缓冲带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从更宏观的视角全面地把握中日古代比较文学的样貌。

　　渡边老师接下来强调，在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中需要具有动态的比较视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和“真名序”，以及《新撰万叶集》中的和歌与汉诗，提出需要从文体和样式的角度出发，对这两种文字体系进行比较。渡边老师考证了《古今和歌集》中的“假名序”和“真名序”的引用来源，发现“假名序”中引用的文献主要来自《白氏文集》、《兰亭集序》、《游宴诗序》等相对通俗的汉籍，甚至包括了《日本后纪》序和纪长谷雄的诗序等平安时代的汉文，而“真名序”则更多引用了如《昭明文选》序和《论语》等正统汉籍。这表明两者的写作方针和目的存在着差异。此外，渡边老师还以《新撰万叶集》为例，分析了同一题材在和歌与汉诗中所采用的不同表现方式。例如，在和歌中，“霞”通常出现于描绘春日朝霞中花朵盛开的情境中，而在汉诗中则被用来描写神仙所居之地。这表明创作者并没有将汉诗与和歌视为单纯的翻译关系，而是在充分认识到两者在表现方式上的差异后，灵活地进行了应用与创作。

　　渡边老师最后讨论了如何超越材源论和出典论，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

　　首先，渡边老师指出，中日之间有着共通的思想框架。他以《古今和歌集》“假名序”的“和歌发生论”入手，通过对《礼记》中关于天与人（气与情）关系进行概括总结，重新审视了“假名序”中的“ことわざしげきもの”这一概念。他认为，这指的是人在接触外部事物后产生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这一分析揭示了中日文学在在近代以前有着共通的世界观、人类观和诗歌生成理论。此外，渡边老师还以《竹取物语》为例，探讨其中反映的中国神仙志怪小说元素以及平安时代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诗文特点，以阐明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神仙世界有着共同的认知，从而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当时文学和思想大文本中去定位和解读某个作品的小文本。

　　其次，渡边老师提到了中国类书的活用。他以中唐时期的赋文创作工具书《赋谱》在平安时代的传播和接受为例，通过分析菅原道真的《未旦求衣赋》的文章结构，指出其与《赋谱》中所述的文章构成理论相符，从而生动地展示了《赋谱》对平安时代汉文学的影响。与上面的方法论的宏观架构视角不同，这里又体现了日本学者文本细读和考证的深厚功夫。

　　此外，渡边老师还结合自己在研究《竹取物语》时对《太平广记》的深入研读经验，为如何克服传统的出典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建议研究者应该站在平安时代作者和读者的视角，还原当时的知识背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在思想。此外，他强调在阅读文献资料时应该保持明确的问题意识，有目的地阅读文献，这样才能从大量文献中筛选出所需的信息，为研究提供足够的论据，从而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可信度。

　　在提问和答疑环节，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同学结合自己研究方面的困惑提出了若干问题。渡边老师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对同学们的问题进行了耐心且细致的回答，并热情勉励在座的同学们不忘初心，坚持不懈，享受做学问的快乐。

　　在讲座的尾声，尤海燕老师向渡边老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她指出渡边老师的演讲不仅展示了日本学者在文献资料精细考证方面的卓越能力，还彰显了独特的宏观理论思维，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对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产生了深刻的启发。此外，尤老师也提到了克服和超越出典论的重要性，即我们不应该仅仅聚焦在某个特定词语或文段是否源自中国的某部具体著作，而应更广泛地认识到中国的著作同样吸收并融合了前代和当代的思想。因此，尤老师提醒大家要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传承，而在考虑日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时，也应采取更全面的方式，而非仅仅局限于一一对应的出典论或原据主义。

　　最后，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一场兼顾宏观和微观视角、具有全新观念的、充满了有益启发和学术刺激的精彩讲座。无论是对于我们更新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的刻板印象，还是开辟和汉及中日比较文学的新天地，都有着积极和长远的意义。

撰稿/摄影：沐海宇

定稿/审核：尤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