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至1945年，上海为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其它德占区的两万多名躲避大屠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这一数字近似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南非接收的犹太人数之和。面对一些国家的配额限制（比如美国于1924年设立移民配额）和其他国家封锁国门的政策（这些政府不愿公然挑衅纳粹势力），欧洲犹太难民发现上海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能入境的地方。当被问及为什么他和家人选择去上海时，后来在美国卡特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W·迈克尔·布卢门塔尔（Michael Blumenthal）答道：“我们当时在逃命，然而除了上海，没有任何国家允许我们入境”（Blumenthal 66）。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犹太人的处境急剧恶化。因此，“在上海避难的欧洲犹太人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城市都多。”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对于那些习惯于欧洲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人来说，虹口聚集区的生活也许是他们日后不愿提起的经历。然而，当他们拼命逃离第三帝国时，其他国家封锁国门，而上海则成为了诺亚方舟。大部分的上海犹太难民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然而，与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小说《辛德勒方舟》[Schindler’s Ark，1982年；也以《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出版；电影1993年]所反映的情节相比，二战期间上海的犹太人聚集区仍然是大屠杀历史上鲜为人知的篇章。

　　近几十年来，这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历史学家不断发表研究和发现。大卫·克兰茨勒（David Kranzler）的《日本人、纳粹与犹太人：上海的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1976）是关于该主题最早的学术专著之一。其次，幸存者及其子女逐渐以回忆录或传记的形式将他们的经历展现在世人面前，如出生在上海法租界的莉莉安·威伦斯（Liliane Willens）的《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英文原版书名为Stateless in Shanghai, 2010）。再次，欧洲犹太人在上海的经历也进入了一股流行文化。2002年，由电影制作人达纳·詹克洛维奇·曼（Dana Janklowicz-Mann）和阿米尔·曼（Amir Mann）执导的纪录片《上海隔都》（Shanghai Ghetto）上映，将大屠杀历史中的这一篇章呈现在全世界观众面前。2017年，以此为主题的音乐剧《微光：上海犹太人的故事》（Shimmer: A Story of the Jews in Shanghai）也在百老汇上演。最后，小说家们也为纪念这段历史而努力，纷纷创作了多部关于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的“上海文本”。其中，美国作家马里昂·库巴2006年的小说《上海遗产》和出生在上海的华裔加拿大作家贝拉2007年的小说《魔咒钢琴》（由葛浩文和林丽君翻译成英文）也许最有代表性。

1938年12月14日，奥地利犹太难民乘坐意大利游轮Conte Verde号抵达上海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陈俊松副教授2021年1月发表在国际期刊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A&HCI）上的论文“Jewish Settlement in Shanghai during WWII in Fiction and Other Media of Cultural Memory” （《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避难上海：小说及其它文化记忆的媒介》）运用扬·阿斯曼、阿斯特利特·埃尔等人的文化记忆理论和马克·汉森(Mark B.N. Hansen)等人的媒介研究理论，在细读《上海遗产》和《魔咒钢琴》这两部小说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文学小说如何揭示一段鲜为人知却十分重要的历史？在重建我们刚过去的历史的文化记忆方面，文学与其他媒介有何不同？

　　在《上海遗产》中，这本被发现的日记回答了汉娜留给玛雅的许多问题，它将三位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从平静的中产阶级生活中聚集在一起，引导他们找到一直在寻找的真相。正如萨姆·阿舍尔提醒玛雅那般，“发生在你母亲身上的事并非微不足道”（Cuba 110）。汉娜在世时，她在上海犹太人聚集区作为一名难民的隐秘艰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玛雅。衣橱后面发现的日记不仅揭示了玛雅母亲不为人知的经历，也帮玛雅减轻了心理负担。正如汉娜年轻时在上海的经历改变了汉娜，让她更具适应力一样，汉娜的日记也改变了玛雅，赋予她应对当前危机的能力。

位于虹口区舟山路的上海犹太难民居住区

　　如果说《上海遗产》主要关注的是虹口聚集区里犹太难民不为人知的苦难，那么《魔咒钢琴》则突出了上海的犹太难民与当地中国居民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亚当和李梅的浪漫爱情，以及聚集区里中国人与犹太人守望相助的故事。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小说数不胜数，但《魔咒钢琴》或许是第一部出自中国作家笔下，且故事背景主要设在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小说。作者贝拉自己就会弹奏钢琴，因此她将男主角写成一位著名钢琴家也就不足为奇了。亚当本身的音乐天赋，他与李梅共同谱写《降D大调第八号浪漫曲》时犹太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还有那钢琴上的神秘魔咒，都为这部小说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虽然小说情节是虚构的，在犹太历史中并不存在，但小说中，亚当等犹太人在艰苦岁月里表现出的万分坚忍，上海居民的善心之举，以及当地中国人与犹太难民间的守望相助，都足以令这部小说震撼人心。从1941至1945年，亚当、薇拉同其他来自波兰的犹太难民们被关在虹口聚集区，在这里，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过度拥挤、食物短缺、设备简陋、医疗匮乏等问题。虽身处逆境，他们依旧展现出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勇气，最终，大多数人都存活了下来，这也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看到的。在这座战火纷飞的城市，中国居民和犹太难民们在生活中相互帮扶，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友谊。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生活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力量，也体现了在大屠杀那些黑暗日子里，上海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另一个诺亚方舟。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从前的难民、历史学家、研究人员、当地政府和新闻从业人员一齐努力，不停地将犹太人在上海聚集的历史带进公众视野。文学媒介使纪念得以持续，它的自由度更高，不是历史见证人也能叙述历史上经历。尽管它是虚构的，但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尽管马里昂·库巴和贝拉都不是难民，但他们在小说中对犹太人坚忍和生存故事的叙述，使得那段历史经历能够通过艺术加工而保存，从而也拓宽了记忆写作的范围。与犹太人2000多年的离散历史相比，二战时期犹太人避难上海可能“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Kranzler 582）。然而，这段历史中体现出的勇敢、适应力、信念、友谊和人性的善良应当保留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正如纪录片《上海犹太人》（2002）中叙述者所言，“当一切都看起来渺无希望时，总会有一扇敞开的门。我不愿人们忘记那扇门在哪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必须被讲述。”自大屠杀时期欧洲犹太人登陆上海寻求避难以来至今已有七十五年了。尽管虚构性的文学出现较晚，但它与其他文化记忆媒介一样，为保留这一遗产而共同付出努力，通过特殊的视角、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和更广泛的可得性，从而让内容更具说服力。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避难上海这段历史目前在国外尚并不广为人知，但它却是值得我们潜心研究和努力发掘的重要课题。当前，上海市正在努力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本研究对于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基于“上海实践”题材讲好“中国故事”、上海城市精神品格及其国际传播均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文信息：Chen, Junsong. “Jewish Settlement in Shanghai during WWII in Fiction and Other Media of Cultural Memory.”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19. 1 (2021): 171-188. DOI: 10.1353/pan.2021.0008.

作者简介

　　陈俊松，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2006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2010年获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2015—2018年在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入选哈佛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2018—2019）。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文化记忆理论、叙事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先后主持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当代美国文学中的政治书写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记忆理论与当代美国文学重构研究”。出版专著《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中的政治介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著《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译林出版社，2015年）、《论普鲁斯特》（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参编《美国文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2015年）。在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等A&HCI、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20余篇。

　　荣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优秀研究生教学奖（2016）、上海市外文学会“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017）、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排名第五）。2020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