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4日，外语学院成功举办题为“Autoethnography for Teacher Identity Research: Prospects and Possibilities”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特邀密歇根州立大学语言学与教师教育双聘教授、TESOL Quarterly主编、国际应用语言学会前主席Peter I. De Costa教授主讲。讲座由外语学院副院长、翻译硕士中心主任赵刚教授主持，学院党委书记韩春红为De Costa教授颁发紫江讲座教授聘书。此次讲座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众多教师教育研究者与硕博研究生参加。

赵刚教授在开场致辞中高度评价了De Costa教授在语言教育、教师身份建构（teacher identity formation）及教育情感（teacher emotion）研究中的深厚积累与前沿引领，并指出本次讲座将推动我院教师教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拓展。

在讲座中，De Costa教授以“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为核心议题，系统梳理了该方法在第二语言教师教育中的兴起与实践路径。他指出，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将个体经验嵌入宏大社会叙事、具有反思性、情感性与批判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不仅强调“写我”，更强调“以我观世”。

为深入阐释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方法在语言教师教育研究中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可能，De Costa教授以“身份—情感—能动性”（identity–emotion–agency）三元关系为理论中轴，系统梳理了自我民族志如何帮助研究者回顾自我、激活情感并重构专业能动性。他通过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实证案例，展示了该方法在跨文化、跨语境教师身份建构中的多重功能与跨层嵌合性。

第一个案例源自语言教育学者Canagarajah对其职业生涯的自我追溯。他回顾了自己从斯里兰卡英语教师到美国大学教授的身份转变过程中，如何在殖民语言政策与英美主流学术规范之间不断协商、挣扎并寻求突破。他借助自我民族志的回顾性书写，呼应“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的学术诉求，最终将身份冲突转化为反思与赋权的资源。

第二个案例来自中国教师Liu Shuwen的教学经历。通过分析课堂日志、学生反馈、微信群互动与个人感悟，她清晰地呈现了从“不安—疲惫—困惑”到“调节—反思—转化”的情感轨迹。她的研究展示了自我民族志如何成为教师情绪赋能（emotional empowerment）与专业认同修复的有力工具，为教育者在极端情境下实现情感能动性提供了范式示例。

第三个案例关注“教学即干预”的可能性，由研究者Uştuk在香港开展。他结合戏剧教育背景，发起一项面向大学英语学习者的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以应对香港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通过鼓励学生以绘画、剧本写作、角色扮演等形式表达个人压力，学生将自身隐秘的焦虑、孤独、财务压力等具象化、外化、共鸣化，进而转化为“话语能动性”（discursive agency）。该研究不仅验证了教学中的“情绪劳作”（emotional labor）可以被正向引导，也进一步拓展了自我民族志在行动干预和课堂疗愈中的实际效能。

第四个案例由De Costa教授本人实施，展示了“合作式自我民族志（collaborative autoethnography）”与“社区参与式行动研究（community-engaged action research）”的深度融合。他与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和伊朗的三位博士生分别在各自国家与地区开展本地教师发展项目，并通过Zoom会议、邮件往来与Google Docs等方式，持续进行多声部反思。这种“跨国—跨身份—跨文化”的书写合作，使他们共同建构了一个理论—实践协商的平台，有效回应了长期存在于语言教育领域的“研究—实践鸿沟”（research-practice gap）。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通过分享未润色的日志、坦露脆弱性（vulnerability），打破语言焦虑与学术壁垒，实现了研究共同体的去等级化写作与知识共创。该项目最终发表于 Modern Language Journal，成为方法融合与共创书写的典范。

这四个案例既涵盖了个体与社会的张力，也贯穿了情绪表达与教师能动性的生成路径，具体体现了自我民族志如何作为方法论、理论视角与批判实践的交汇点，为教师教育研究提供情感支持、身份重构与社会行动的综合资源。De Costa教授强调，正是在“我是谁、我为何教、我如何教”这三重追问中，自我民族志激活了研究者的内在动力，使教师从知识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生产者与社会参与者。

在讲座尾声的问答环节，师生就自我民族志的伦理界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可行性、数据采集策略及学术期刊审稿标准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De Costa教授指出，自我民族志研究需兼顾“自我暴露的勇气”与“向他者开放的姿态”，在研究者反思与社会关照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关键在于“将个人故事上升为社会叙事”，以此实现研究的公共价值与实践转化。

此次讲座不仅深化了与会者对教师身份、情感与研究方法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也为我校在全球教育研究语境下探索方法创新与本土关怀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