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罗玉君（1907年—1987年），原名正淑，文学翻译家，四川岳池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但任过山东大学、华西大学、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51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生于四川岳池县的罗玉君，读小学时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写作才华。12岁那年，她参加全县的小学生作文比赛，比赛题目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论》，罗玉君的作文立论准确、说理缜密，还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当之无愧地获得第一名，成为闻名遐迩的“女状元”。她在重庆考入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提前毕业后，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她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的作品。罗玉君在巴黎巧遇自己在重庆读书时的老师李珩，后者正在法国学习数学、天文，并取得天文学博士学位，他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罗玉君与李珩在巴黎结婚生女后，1933年回国工作。罗玉君作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最年轻的女教授，授课之余，开始翻译《红与黑》，“工程量”虽浩大，她的译文却做到了信、达、雅兼具。上世纪50年代，她又重译全书，该书深受好评，久印不衰，发行量累计达数十万册。罗玉君译著极丰，不少译本多次选入大学教材。她80年代翻译出版的《海上劳工》、《红屋骑士》等长篇小说，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代表作品：被称为“女翻译家中的佼佼者”的罗玉君，擅长翻译以心理分析见长的作品，譬如都德《阿里女郎》、聂芳《母爱与妻爱》、柏乐尔《青鸟》、莫泊桑《我们的心》、乔治·桑《魔沼》、《印典娜》、《比克多尔堡》和《安吉堡的磨工》、司汤达《红与黑》、雨果《海上劳工》、比·加玛拉《自由的玫瑰》、大仲马《红屋骑士》等。她还撰有《论海涅》、《论雨果》、《歌德与浮士德》和《论司汤达的（红与黑）》等论著。

翻译故事：在国立山东大学期间，罗玉君坚持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对19世纪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玉君早在1932年与《红与黑》结缘。她当时在法国巴黎大学，为了文学预读心理分析学，听从乔治杜马先生的建议，买来经典作家集版《红与黑》上下册，热情地读了起来。罗玉君读了一遍后，便有意把它翻译成中文。因当时忙于写博士毕业论文，她只译了五六章，翻译工作就搁置了。1933年罗玉君到青岛后，又着手开始翻译《红与黑》。她曾这样回忆：“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结婚，一九三三年我回国，定居在绿油油的青岛后，我又才重理旧业。那时我在山东大学教课之暇，总是临窗伏案，做这种翻译工作。不料七七事变起了，卢沟桥的炮声，不但毁灭了我们青岛理想的乐园，也打断了我的《红与黑》译本的繁华的梦幻。”《红与黑》这部近50万字的小说晦涩难懂，涉及繁多的历史背景、宗教典故，要求译者必须翻阅大量资料以注释，可以说“工程浩繁”。“为了克服译书的困难，罗玉君参照了各种法文版本，也参考了《红与黑》的英译本。翻译实际是一种再创造，除了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外，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和写作风格也会融入译作之中。”抗战期间，罗玉君在迁徙流离中，一直把《红与黑》的译稿带在身边，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1947年夏天全部翻译完毕。1948年夏天，她又进行了全文的校对与部分的抄写。罗玉君曾回忆说：“今年暑假，成都多难。在米荒水灾之中，我一直与《红与黑》做着好朋友。每天写得腰酸，写得手软，写得朵朵的黑云，从我眼底飞来飞去。但是我决心要把这个难产的孩子哺育成人……我不敢说我的《红与黑》是名作名译。但是这译本的工作，经过了我的少女时期，少妇时期，它的年龄比我的长女还大三岁。这不能不算是我的生活史上的一个纪程碑。因此我珍重这译本。”罗玉君的《红与黑》译本，1949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至今仍不断出版，发行量多达数十万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她的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语言个性，而且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鲜明节奏。此书的翻译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学翻译上的地位。”赵瑞蕻评价罗玉君的译本“译笔生动流畅，在我国普及《红与黑》这本杰作方面，罗女士做出了贡献”。